人们当然可以说，依赖于规则背后的实质理由也就是依赖于规则，或者说，依赖于规则背后的实质理由才是真正依赖于规则。

有学者主张，交往安全义务仅限于维持好自己所支配的领域，监管领域内的危险源确保其不向外输出危险。因为，行为人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是一种实际、绝对的支配，与其同性质的保证人支配自然也应如此。

亦即，当制造的风险在结果中实现时，支配才成立。因为当行为制造了风险之后，因果流程就完全脱离了行为人的控制，风险或者原因最终能否在结果中实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根据自我答责原则（das Prinzip der Eigenverantwortlichkeit）和回溯禁止理论（Regressverbot），对于人这一危险源（personale Gefahrenquellen），领域支配者原则上无需作为监管人为其负责[25]。换言之，一旦行为人主动承担了救助义务，那么伤者获得其他人救助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义务承担者才能救助法益，因而其对整个因果流程具有排他性支配[17]。（一）领域支配者对领域内的犯罪行为没有阻止义务 张明楷教授认为，领域的支配者对发生在自己所支配的领域内的犯罪行为（例如组织卖淫的行为、强奸）具有阻止义务。

理由是，此时客人或者同居者会信赖在房主的支配领域内（Herrschaftbereich）存在严重的危险时，房主会给予帮助[37]。排他性支配设定说的第二种类型主张，行为人引起了指向结果的原因时，仅是原因设定。[23] 凯尔森认为，客观法与主观法的二元论可以寿终正寝了。

然而，这些行为模态之间是否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是否可以不分逻辑先后，此等问题在法理学上是不能含糊的。笔者认为，它并不是对现实用法的效仿，其揭示了法律规范的深层逻辑结构，且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确实在运用以否定式和关联式相互联系的术语。（4）无资格与权力的矛盾关系：形式与内容的否定 无资格否定了命令与禁止的可能性，如果所有的主体都处于无资格地位，豁免就成了一种绝对权，从根本上否定了责任的存在，行为规范便不存在。[62]然而，这张表所呈现的体系并非一种任意构造。

相反，能够认识到这一规范形式，恰是霍菲尔德的深邃之处。为了理解第二矩阵的概念演进，我们可以围绕责任这一概念，锁定一组矛盾关系与关联关系，进而展开论述。

在语义上，关系性义务可以被直接转化为关系性要求，反之亦然。从形式上看，特权与无权利是不同的，前者是权利性的规定，后者是义务性的规定，二者的作用方式显然不同。屈从B-A(F)读作B在领域F内屈从于A的支配（A创设规范的行为）。这里要考察的不是经验意识如何纳入规范的问题，而是法律关系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

概念之间的关系为法律关系的可能性作了规定，从法律人的角度看，研究纯知性概念关系的意义就在于此。由此可见，规范模态三分法值得推敲，它忽略了非命令这一规范模态及其可能具有的规范意涵。考虑了针对同一主体的正反策略之后，引入关联的因素是必然的，借助关联者之权能可以更好地实现规范。[49]因此，我们同样可以用命令与禁止解释责任。

[47] 参见注[15]，第170页。王涌较为系统地将霍菲尔德权利理论引入中国，他毫不吝啬地将霍菲尔德理论誉为天才的杰作，他认为霍菲尔德以天才般的智力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关于法律关系的体系。

规范的基本模态可以分为四种，即命令、非命令、禁止、允许。例如，禁止与命令的区别有着极大的实践意义。

如某人的意志是要求他人为某行为，他以某种方式表达了这一意志，他便发出了一条命令。经过不断思考，在归纳和总结判例中的各种概念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一个关于法律关系的体系。[2]英美法同样存在着权利的理论争议。[16]因此，在语用学意义上，限制性规则优先于允许性规则。参见李红、陈安涛、冯廷勇：《个体归纳推理能力的发展及其机制研究展望》，《心理科学》2004年第6期，第1457页。在没有任何规则体系时，一切行为都是被允许的(或默许的)，规则体系出现的主要作用是对允许施加限制。

在推出后一组矛盾关系之前，我们先分析由特权与无权利组成的关联关系。结合这两者可以衍生出自由的概念。

体系并非任意的，体系的组成部分存在内在的关联，具体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由此形成一个大的统一体。规范模态的作用在于为规范定形，其作为理解规范的初始意义单元，对正确理解霍菲尔德的理论至关重要。

否则，可以保持不去违反它，这个规范不比一个纯劝告更重要。义务可以分为一般义务与关系性义务，关系性义务的逻辑相关就是一种要求。

特权是指通过免于被施加义务，自己控制自己的行为，[40]即是自由，萨姆纳干脆不再用特权而改用自由概念。阴影部分意指禁区，指设定了禁止性的规范，被禁止者不得触犯，即诫律。1.阿尔夫·罗斯的概念推演 丹麦学者阿尔夫·罗斯指出，规范是一种特殊的指令，而义务被看作是唯一不能再被还原的规范性范畴。自上个世纪法学基本范畴讨论至今，我国理论法学已经立足于更高的起点。

[30] 参见注[16]，第22页。依照他的见解，明确这些基本概念，会使法律人的思考更加明晰。

豁免与无资格之间的关联性是就内容而言的。[63] 另一种范式将连接主义作为选项。

[11] 这一观点在国外学术界也颇为流行。次级规则的四个概念是由真理模态（必要、不可能或可能）建构的。

在形式上对无资格所作的否定可以被视作豁免的否定之否定，无资格对豁免的否定是第一次形式否定，这里新的形式是第二次否定，又重新回归到了权利性的规定。如果命令（为）不能转换为禁止（不为），特权就只得用非命令与狭义的允许来解释。下文直接进入到法体系，探讨其中基本概念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这一复杂性集中体现在权力上。

一元论者凯尔森就指出：我要你做某事这样的规范不能仅从心理学上理解其主观意义，而且应当同时具有客观意义。然而，理论的普遍性必须以脱离个别与经验、立足于一般性为前提。

有鉴于此，萨姆纳选择从权力概念开始他的推导过程。[8]霍菲尔德明确表示自己将不在法哲学层面努力。

目前正欣欣向荣的人工智能科学必能使法律元语言的发展获得新的生命力。所谓的关联关系就是指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容上的一致性。